初见“中国美术观”这一表述既熟悉又“陌生”，其中的单个词组或词语——“中国”、“美术”、“观”都为平时所常见常用，但组合起来又显得如此陌生。“美术”一词并非中国本土的词语，在中国的古籍中更加常见的是“缋绘之事”、“刻削之道”、“刻镂之术”、“锦绣文采”等工艺术语。时至今日，“美术”一词也不再专指造型艺术或绘画，其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地丰富、延展甚至变异。“观”既有观看、观察之义，也有呈现出的种种景象之义。笔者以为，以“览今日术之奇观，晓当代美之歧见”来概括今日中国之“美术”也并不为过。

　　《美术观察》编辑部在酝酿策划该选题时，就是源于“建立我们对于自己美术的重新认识之共识”这样的初衷。希望通过辨析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美术创作和理论研究中的机遇与困境，明确中国美术应该具有的人文价值及相应的形态属性，以使我们的美术实现更高的精神价值创造。因此，几经讨论，反复斟酌，最终以“中国美术观”这个立足中国文化立场且关涉当下的表述来展开我们对于文化责任和学术建设的冷静思考。“中国美术观”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复杂性一方面源自这一概念本身内涵的宽泛，它几乎可以涵盖所有关于中国“美术”的理论思考，其中必然包含各种学术背景、理论逻辑、叙事方式及价值目标；另一方面，当代美术创作在形式面貌、群体构成、利益诉求等方面呈现出的混乱与驳杂的现象，也影响了美术批评的无序和失效。在此种境况下，提出“中国美术观”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当代美术的叙述增添一个“新名词”，或是掀起一场短暂的“话题热”，而是真正从更为基础的逻辑层面提出一个值得美术界同仁认真审度的出发点，从而搭建一个促进反思、交流比较、构建共识的平台。

　　“美术”这个舶来的词语自进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引发了激烈的矛盾和争论，随之而入的还有其背后的一套价值标准和形式面貌，这种“西化立场”进而一跃成为中国美术“自觉”的评判标准，甚至在这种“自觉”中我们将自身的文化观边缘化了。中西文化立场之间的矛盾延续了百年，至今仍不可回避地横亘在当代人面前。20世纪的百年，中国美术的发展与演变不可谓不“奇”，这背后有历史、时代的特定背景，有政治、革命的过分干预，也有外来文化、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多重冲击，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断裂和大量误读。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曾经从社会、文化、艺术等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反省和批判，对此已有相关学者及论著做过阐述，本文不再详细展开。但是，仅仅是反省和批判显然不够。一种文化生命体的发展与强大其实是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中国国运昌盛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更加普遍的认同和欣赏。同时，我们也能够更为理智地看待自身悠久的传统文化血脉，以及对：在全球化语境下和地域文化矛盾日益加剧的今天，如何看待西方美术的“东方转向”?中国美术如何正确地“去西方化”和“再中国化”?中国美术如何走出西方现代主义之外的现代之路?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反思和前瞻性的探讨。

　　“中国美术观”的建构之路并非朝夕可为，它甚至与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尽管这一表述目前还不尽周全完满，但它能够时刻提醒着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脉传统进行思与为。对于这条路的建构，我想承续传统文脉和重建文化生态不失为可资参考的两个方向。我们不能将“传统文脉”简单地理解为历代国家意志和文化政策的串联，传统文脉本身就是一个逻辑严密、富有活力的组织体系，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文化认知的核心价值观。这个包含了“仁爱、自然、通达、修为”等理念的价值体系，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生、发展与演进。美术事业，作为中国整体文化建设中一个活跃因子，其当代发展的成果不仅体现在涌现出更加多元化、更多经典性的作品，更体现在核心价值观和实践观的塑造之中。因此，中国美术不能以疏远自身传统的所谓“开放”走上国际舞台，其内心的从容与自在正体现在对自身传统文脉的尊重与坚守之上。

　　文化生态既是指一种文化生命体呈现出的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状态，同时也可理解为一种和谐健康的外部环境，这个环境能够保护存于其内的文化艺术的民族特性和生存规律。不可否认，20世纪初的激进主义态度和革命背景曾经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生态，如此说不是倡导回归农耕文明的文明形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文化生态的失衡和无序也体现出了历史推进的一定的必然性。那么，当下思考传统文化生态的重建应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术的基础史论、评价体系等基本核心问题的厘清和建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画研究主要集中在对20世纪中国画的命运与前景、成败与得失，及其与相应的时代、政治、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关注之上。而其中的大部分研究多是宏观的叙述、慷慨的论争和简单的价值判断，从具体问题和大量材料入手，进行美术史意义的研究成果却很少。由于经济上的落后遭遇先进一方的侵略打击而被迫革命，这似乎成为我们在很多情况下看待20世纪中国文化时的一个“自觉”的判断心理。正是由于缺少相对客观的标准，当我们面对这段复杂的历史，结论就往往容易走向主观化、简单化甚至是感情化，以对社会、政治的判断取代对文化本体的判断。90年代以后，人们的心态逐渐平静，针对画派、画家、作品的个案研究渐渐多了起来，以近现代中国画家为题的博士、硕士论文也纷纷出现。但是，由于中国美术教育体制的改变及全球化浪潮的再度侵入，这些研究成果中也依然存在着浓重的“西化”眼光，比如借用西方艺术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画这个特殊对象、以西画眼光剖析中国传统绘画作品中存在的所谓“素描因素”、在没有对新发现的材料进行认真考证和辨析的情况下就用以解释中国绘画史中的问题等种种现象，都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尽管不同时期的美术史研究总会出现不同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绘画及品评思想，我们需要不断认知和重新解读，关键是持有相对冷静而客观的判断视角，以使这种解读更加接近“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从而避免不重新解读便无法使当代人理解的时代转化，以及解读不当就会造成对传统的免误读和背离，这样的两难之境。

　　二、美术创作的理智和有序。如同对西方美术理论的挪用、移译一样，20世纪的中国美术创作，尤其是中国画作品中出现了盲目以西方绘画标准苛责要求，非理性嫁接、照搬油画等西画绘画技法的各种现象。如何彰显中国传统绘画语言精到感人的技术魅力，并恰当地与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在此，我想以五年举办一次的全国美展为例，以小见大。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中国画展中，在宽松的国家文艺政策的鼓励下，对主旋律的宽泛理解和多样表现成为主流美术创作的实践方向，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思考和艺术语言的探索也更为主动、活跃。全国美展中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人物画作品偏多，这在此届展出的油画、水彩、粉画等画种中也能明显看到，并非中国画独有。无可否认，人物画创作的积极与多样必然会丰富中国画的当代形态，但这种“当代形态”也需要山水、花鸟画作品的争艳齐放。尽管评委们经过了多轮讨论和层层筛选，但参展作品的整体水平相差不大，仍然缺少出类拔萃之作，因此在20件获奖作品中，最终金奖空缺。

　　作为主流美术主要载体之一的全国美展，负载着满足国家、艺术家、受众群体的多重价值追求。它既是国家文化诉求的传递空间，也是艺术家艺术理想的表达空间，获奖作品的艺术风格会影响到艺术市场的收藏取向，进而影响大众审美，并最终作用于下一轮的艺术创作。作为民族艺术表率的中国画，虽然无法脱离这一时代链条，但组织者、评审者及艺术家都需要尽力护持并鼓励其回到自身的发展轨道中，稳健、理性地推进和拓展。而这种回归的关键促动力就是经典——真正具有饱满的文化含量和艺术感召力的中国画作品。

　　三、恢复美术批评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共生关系。有效地批评本应源于创作，但今天美术创作的多元、自为，与批评话语的无序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和错位。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绘画品评观经过20世纪百年变革的“洗礼”被逐渐淡忘，随之而来的是其在现当代中国画的评判环境中的失效与无用。至今，许多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的学生都读不懂这些经典的绘画理论，因为现代的美术教育课程中并没有对此做出真正认真的对待，也就使其无法对这些学生的中国画学习、创作发挥作用。

　　“道技相生”、“气韵生动”、“迁想妙得”等高妙的艺术精神被“多元化”消解。艺术面貌的多元化是好的也属正常，但不能以多元为由消解中国艺术精神的高度和难度。比如，中国工笔画的技法在表现当代题材的作品时，具有一定的时尚性和可操作性，在借鉴其他画种的画法时，也具有易渗透性和可重叠性的特点，这些都成为工笔画的优势。然而，我们也发现近些年一批没有精神指向、徒具新颖样式和高难技巧的工笔作品充斥于各类展览中。当绘画技术化、技术泛滥化的时候，那些我们曾经为之激越的艺术感动消失了，只剩下纯粹形式上的炫技游戏。如果我们能够对中国传统画论静下心来重新读一读，用这些经典的品评观考量我们的作品，就会发现差距，找到解决的方法和需要警惕的问题。

　　此外，目前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体制也有待完善。无论是以收藏传统美术作品为主的博物馆，还是一些倾向收藏近现代或当代美术作品的美术馆，都不能做到对公众完全的开放和资源共享。尤其是对于美术研究者而言，不能获得方便的资料查阅和原作观看，很长时间以来形成了我们的绘画史研究其实是一种“印刷品研究”的状态。这不仅大大削弱了研究者进行正确判断所依赖的鉴赏能力和经验基础，同时也是我们的绘画史、美术史研究无法获得真正有效地推进。

　　因此，只有恢复品评研究与作品之间的“亲密”的互动关系，才能真正发挥理论的评价和警示作用，从而构建和谐长远的艺术生态。

　　艺术生态的构建涉及到许多层面、许多领域，其间不无交错与重叠，上文提到的三个方面只做主要问题观之且不免挂一漏万，而这三者也是相互制约、互为促进的关系。同样，文脉承续与生态重建之间也是紧密相连的。一来，文脉传统是文化生态需要保护的核心，而重建良好的文化生态正是守护传统文脉的必由之路；同时，只有正确的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真正重建文化建设和艺术发展的良性生态。我们不希望看到“中国美术观”陷入口号甚至是符号化，对于“中国美术观”的建构而言，又常常体现为修补与建设并存、坚守与销蚀之间的对抗，因此，更需要我们在具体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中一砖一瓦地进行这样的铺路工作。

　　(发表于《美术观察》2011年第3期，并被收录于《走向文化自觉 建构中国美术观——中国美术观•重庆论坛(2010)论文集》)